这几周因为工作繁忙，外加生活有些变动（下面会提到），对于北京4月底开始这一轮疫情后半段的生活一直都没写。回溯地总结几句吧。
5月15日爱人单位正式下达居家安排，开始了此后延续三周的居家办公。朝阳等数个区域的公共交通停运，地铁甩站，单位说员工不得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作为没车一族，我们也不太可能上下班了。所幸第一周小区没封闭，生活没什么影响。
2020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长达数周（具体不记得了，大概从2月到3月中，估计五六周吧）的居家办公期，两次都是又苦又甜。好处是，爱人久受失眠困扰，早起通勤是个失眠的触发因素；居家办公不用通勤，不仅可以多睡一小时觉，而且夜里失眠问题也得到缓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改善了不少。众所周知，happy wife, happy life. 配偶过得好点，另一半也开心。苦处是，居家办公意味着买菜做饭的事情转嫁到了家里，不可避免地俩人要面对更多家务。买菜频率上升，彼此口味的冲突也变得明显——毕竟以前不会餐餐都在一起吃，家里地板打扫的需求也变得迫切，等等。而且家属经常要开线上会议，我如果写东西的话就不得不躲进小屋，坐久了腰也不太舒服。类似的小矛盾确实也变多了。但整体而言，居家可以陪伴，还是更开心的。
当然，这种“开心”是建立在很多有利条件之上的。我俩没有小孩，不需要每天为“神兽”的饮食、学业和情绪犯愁。我俩也不住在低层，不会被吵到。这些都是很幸运的。2020年疫情初起时，孩子们普遍居家上网课，我家附近开始能听到某一户邻居抓狂训斥孩子。一度每天中午和夜里能爆发两次。断断续续地，今年是第三年，仍然不时在夜半听到斥骂声。这周有一天晚上动静格外大，似乎孩子偷了iPad出来玩被捉到。次日夜里似乎做作业到12点，早上七点我被墙里传来男家长暴怒的声音吵醒：“全！错！了！”
5月中旬，堂食禁令延续之下，周围商厦里的餐饮业开始出门摆摊。各连锁中餐售卖预制品料包，声称能跟餐馆煮出来的一样好吃——这种商业机密都说出来，内幕也不敢多想了。我们4月30日大啖海鲜的馆子也出摊了，卖大生蚝，物美价廉。我们买了一大兜子，肥美无比。顺带着买了很多冻肉燕，比超市里的速冻馄饨可好吃多了。
社区每天安排核酸。早上遛弯人多，上午有孩子上网课趁隙来做，人也多。我们俩在起床后赶在两拨人的中间做，基本随到随做。小区业主群里每天都为“孩子上网课凭什么插队”“孩子上网课能走‘快速通道’可以理解，家长凭什么跟着”之类的事情争执。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周，日历翻到5月21日星期六。
上午大概十一点左右，很多群里哄传说海淀区有突发疫情，有些人还列出详情：清河出现几例确诊云云。严格来讲，在先前几天北京通报数字的规模里，这个数字并不算太大；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群里都很紧张，气氛很足。中午十二点多，官方渠道发布通知：文化娱乐场所封闭，小区封闭管理，外卖不得进入。这是个小“静默”。我看到通知以后，第一反应居然是放下饭碗直冲蓝旗营万圣书园——天知道下次能买书是什么时候！赶到蓝旗营，豆瓣书店已经拉下铁门不营业了，万圣说还没接到社区通知，先开一会儿，于是火速买了一本张婷的《法律与书商》。当天下午稍晚还去超市买了点儿菜（是的，我居然把这事儿放在了第二位，现在想来也是要苦笑的）。
当天傍晚，昏暗不明之际，我和爱人分食了一包薯片。窗外，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几名保安咣咣地组装起了快递架，堵住了小区大门。
这一周所谓封闭管理，业主出入还是比较自由的，就是得换个门走，距离买菜的地方更远了。但也不是家家都觉得没什么不便。前面说过，我们很幸运没有住在低层。小区封闭管理后，每天早上六点就有人出来遛弯——老年人遛弯都有个爱好，就是用外放音箱播放新闻。八点多孩子们开始出来玩，一直到夜里十点多依然有孩子大声喧哗。我在小区户外活动时，孩子们尖声的啸叫，听一会儿都觉得要发疯；低层住户一天要听多少这种尖叫，实在难以想象。也不能说是家长不管，旁边坐着几位“宝妈”，一看面相便知已经在疲倦中麻木，根本不可能照顾到旁人是否受打扰。
小区的外卖和快递就放在门口货架上。其实也没有很大不便，及时去取就是了。我们周四甚至还吃了一顿肯德基。如此又过了一周。
在家闲居之余，体会到了上海人封控时“每天不断刷手机试图收集情报”这个本能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各种群里消息乱飞。后来发现了一个房地产微博号，每天以发布楼盘询价信息的方式暗示哪些小区出了事，评论区很多人也都跟着打哑谜，真是“道路以目”了。这个号在6月11日突然把所有涉疫微博都删了。
这一轮疫情中，在京高校遭了大罪。今年在京高校春季开学即处于半封校状态。无论是疫情相对缓和的三月，还是疫情爆发后的五月，各该管部门对高校封控措施都只有原则性指示、没有具体意见，各校校方乃至基层管控人员——辅导员也无所适从。上海的先例给师生和管理方都展示了封楼管理的恐怖前景：对于食宿都不自由的学生而言，封控之害远甚疫情。每天关在六人间宿舍里上网课、写作业，“足不出户”，对学生身心健康太不利了。部分学生试图离校返乡。这些返乡学生如何考试、如何军训，什么人可以返乡，这些问题和封校期间的生活问题绞缠在一起。结果是，长期封控带来的种种不便，学生的怨气几乎完全演变成了和校方、和辅导员的冲突。北大、政法（5月23日）和北师大（5月24日）三校陆续爆发学生聚集抗议。北大校方脑袋活络些，部分院系学工人员私下谈话时明确告知了管控趋严时对生活的影响，甚至说出了“鼓励大家返乡”、“未必能保证大家在封控期间的按时及时就餐问题”和“未必过段时间还能顺利申请返乡”等等“大实话”。这又鼓舞了其他学校学生的信心。迫于压力，至25日前后，多所高校开始安排学生返乡；市教委随后也发文确认。算是学潮的小小成功。
5月28日又是一个周六，这一天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疾控告知我常去买菜的超市有情况（具体没细说），某几日去过该超市的人都要居家隔离，足不出户，从倒垃圾到拿外卖均需楼长代劳。换句话说，我也“涉疫”了。接到电话的瞬间我第一反应是赶快给一屋子书套塑料皮以免消杀之下变成纸浆——所幸很快第二个电话打过来，说，由于隔得太久，不用居家了，未来几天里属于“健康监测”人员，照社区嘱咐的做即可。
次日出门——是的，藉由社区指定的这一行动，我确认了自己不处于足不出户的状态——领了抗原测试盒。我们除了要做抗原测试外，还要去一两公里外的某集中测试点，在指定时间段单独做核酸。
据业主群里的说法，小区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人去过这个超市，大概涉及上千人。按每人需要10秒钟计算，全测完需要三个小时。且不说这个，光把一千多人的“健康宝”都赋上“第3类弹窗情形”（即发送一个“与风险人物地点存在交集”的通知，这个通知会在每次查验健康码时遮住健康码。算是在“赋予黄色健康码”之外另一种限制人的手段），就是件大工程。事实也果然如预料：我当天就变成了“弹窗3”，持续数日；爱人一直都没有“弹窗”。
抗原测试盒就是一个对开的纸壳，右侧有个浅坑，左侧对应地方贴着一片试纸。把棉签插入鼻子深处采样，然后插在坑里，倒上一些试剂，把纸壳扣起来等一会儿就能看到试纸上出现一道红线（说明没事）或者两道红线（说明中招）。测完发给社区工作人员看。
我们第一次做核酸提前半小时到达，外面排了五六百米的长龙，且不断有人加塞。最后排了两个小时才进去测完。回到家里，两人很久都没说话。——所幸后来爱人发现晚上临关闭前半小时去做，会比较快捷。核酸点的工作人员似乎并未得知背后原因，爱人听见他们抱怨：“怎么一阵一阵的，人突然就多了？”
不过其实除了核酸，这一周也没什么特别。周二晚上我有会，又要做核酸，分身乏术，但想了想还是没敢跟其他与会者透露，免得生事。6月1日买了一堆吃的。肯德基儿童节主题玩具“跳广场舞的可达鸭”，没有抢到，干瞪眼看别人玩。周四继续吃肯德基。周六解除健康监测，这一天是6月4日。三十三年，网禁愈不可问，豆瓣很多人平白无故就被封禁。李佳琦直播中有个蛋糕被人说长得像坦克，直播中断，直到11日还没复播——处处忌讳，消费怎么可能提振？
这一周其实北京市一直在宣称“社会面”“清零”。个中原因恐怕也不无饰词。一方面，官家捉人速度确实快，一例患者，接触人员迅速捉将进去，由于捉的范围足够广、足够全，“社会面”清零也就可以想见。另一方面，到6月头几天的时候，很多社区核酸点撤掉了，每天筛查数下降，自然社会面检出阳性的可能性就降低了。最后，大概在五月底那一周已经注意到，有些核酸检测采样是有些糊弄的，与其说是咽拭子还不如说是采口腔上皮细胞。我在几个点都遇到这种情况，想来有些默契在里面。总之，到6月5日，北京市宣布多个区清零，复产复工，小区管控也逐步解除。不过爱人单位因为官僚得紧，仍不肯全员复工，下一周还要居家几日。算是疫情逐渐收尾了。
6月13日是复工的第一个日子。爱人单位还不让做公共交通，只能骑车。新买的自行车扔在楼下将近一个月了，固定前轮轮轴的螺栓被人故意拧松，她骑到一半路途，前轮飞了。事后想想非常后怕，此中险恶远甚于拔气门芯，所幸不是在路口出事。
这一周的另一个大变化是饭馆堂食恢复。家里附近有一家粤菜，上周二三前后开始到处加老客户微信，拉人入群，说是从微信群里点外卖可以打折。这个群刚刚建起来一天，堂食就恢复了。没占到便宜啊！
原以为这一周会继续以清零度过，走笔至此，“天堂超市”酒吧之事又起。6月10日下午到11日下午北京新增患者六十多例，多所高校被波及。父亲单位亦有人被控，母亲很着急地要我们不要乱跑——但我们还是去看了《侏罗纪世界3》，难看得很，实在抵不上所冒的风险。看到里面恐龙到处探头探脑却不张口咬啮，觉得跟流疫一比，这恐龙却也算是慈眉善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