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袁长庚:掉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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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长庚(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67588304/

(本文因我的老乡、同龄人陈春秀的故事而起,她的悲剧故事给了我契机,让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说了些多年来早就想说的话。我看了视频里的她,那就是我那些至今仍然在做农民、做民工、做“外地人”、做“农村人”的姑姑婶婶姐姐妹妹。我期待她沉冤得雪。)

我出生、成长在矿山大院。九七年冬天,父亲忽然严肃地通知我:初中得去别的地方念,因为我即将直升的“子弟学校”初中部,“晚自习打架都打到教室里了”。他托人打听过,离家三十多里的一个乡镇中学接收借读生,收费不高,有学籍、能中考,他已经帮我报名。之所以“严肃”,是因为要住校,且对方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资质,条件艰苦。忽然面临可以逃离家人的喜悦,我哪管什么艰苦不艰苦。春节过后的某个周末,我和另两个男孩子搭一辆顺路的货车去考了个试,语文数学,差两分满分。我还记得有一道数学题,数字繁琐而唬人,其实是个障眼法,只需要转换成简单的分数乘除运算就可以。就因为这样,后来成了我年级主任的老杨一直认定我是个很好的数理苗子。

我在香港读书时,有一晚中美港台四处的同学们汇在一起喝酒聊天,我讲了一些中学时的故事。在座有一位大陆同学特别气愤,他认为我在胡编乱造,怀疑我面对洋人和外人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贱癖,不惜以“丑化祖国”、“抹黑家乡”来给自己捞取一点儿廉价资本。

我不怪同学的气愤。那些“艰苦”,今天想来已逼近人道的底线。比如直到大学我才听说,生芽的土豆有毒。初中时,我们每晚日落前都看见一辆白色皮卡满载附近菜场剩下的烂帮坏叶缓缓驶进学校,而出芽的土豆经过炖煮大概是那时候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八毛两大勺,味道有咸又辣。没有专门的餐厅,学校在伙房的后墙旁边搭了个大棚子,里面砌了十几个半人高的水泥墩,我们每天就捧着搪瓷饭盆,站着吃饭。热水早晚供应,但洗漱都在露天的水管(以后懂事了才想,生理期的女同学们该有多辛苦)。初三冲刺的那个寒假,学校说毕业班再多上十天课,但承包伙食的人说不值得为几十个住校生点火,带着一大家人(也就是他的员工们)回去过年了。没办法,我们每天出去吃路边摊,借机在大号塑料水杯里灌满热水,回来放在暖气上保温饮用。班上有个同学,叔叔是学校的化学老师,每天去家里提一暖壶热水。一早一晚各倒一半在宿舍门口一个公用的脸盆里。我们出门时轻轻打湿手,抹一把脸,就算是清洁。

因为没有接收住校生的资历,所以学校不敢盖宿舍,只好把我们满校园地塞进各种空间。一年级我和二十多个男生挤在校门西边一间靠墙的办公室里。二年级搬到当时废弃的旧食堂,全校所有男生睡在尚未来及拆除的灶台之间。三年级换成操场角落一间腾出来的体育器材仓库。我的头顶刚好是一块破了玻璃的窗户,晚上太冷,于是就戴着羽绒服上拆下来的帽子睡觉。因为空间紧张,所以只能用大通铺。十几张双层床用铁丝捆在一起,两个床位睡三个人。我有两次都恰巧被分在两张铺板中间的接缝处,只能自己去校门口小卖部买废纸箱,垫得平整一些。

多年后,姥姥无意中听我说起这些,登时就落下眼泪,直斥我父亲铁石心肠。

其实那时候我真没觉得苦,因为周边几乎都是农村来的苦孩子,他们对这样的环境早已适应,甚至因为脱离家长管束而欢乐自得。我爸没想到的是,这儿也打架,而且都在宿舍里打。不过那些小恶棍们坚定奉行盗亦有道的古法,再严重的斗殴都不会累及无辜,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习好的”。我不但迅速地有样学样地掌握了以苦为乐的技能,且罕见地习得了些小小的跋扈。例如冬天起床去旱厕撒尿,小便的水柱砸进粪坑惊扰了老鼠乱窜,随口就是一句“去你妈了个B”。

开学第一天我就被同学“抢劫”,来自离我们家不远一个村子里的老董率先开始瓜分我的文具。他和同村的老翟、宋宁都是一脸横肉,一言不合就猛踢猛打。后来我们成了特别好的朋友,还考上同一所高中,直到大学才断了联系。老翟家里兄弟多,依现在的说法,有“黑恶势力”之嫌。他虽然匪气冲天,但也真仗义。有一年我被高年级的一个学生追打,老翟把对方堵在教室门口说:“你们的事儿以后再说,他现在进了教室,就是我们班的,你要打他就先打我。“

我们是赶上生育高峰的孩子,升学压力大,鲁省情况更严峻,但是以前我在矿上读书时,没什么感觉。那几年煤炭价格很好,左邻右舍的日子都红火,同龄人里并不觉得读书是什么了不起的出路。到了乡镇学校,氛围陡然一变,拼命读书是常态,那些乡下来的学生们尤其如此。上文提及的老翟,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满嘴“JB、JB”,可是数学极好,爱做难题,无论多么混多么恶,晚自习都不乱说话,跟我们一起老老实实做习题、写作业。学校规定,全校所有年级都是每四个星期休息一次,不过每周六不上晚自习,可以洗衣服剪头发收拾内务。我们住校的学生无处可去,还是呆在教室里,虽然有时不免讲讲粗活聊聊八卦,但大多数时候还是闷头做题。我有时不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似乎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只要一有机会,就往前多跑两步。

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人的一生,与努力无关,也并非完全关乎天分。说是荒诞也罢,说是无常也罢,那些事后看起来扭曲的足迹,并总是因为怠惰或愚钝。

都是闷头苦学,但却不是人人都有好结果。比如老翟总是在大考时发挥不佳。与我邻铺两年的王磊,善良、纯净、老实得如同有罪,但却总是吊车尾。有一回我周末晚间回宿舍取东西,发现他一个人攥着语文课本在黑影里流泪,“怎么办啊?我就是学不会。”他们身上穿着哥哥姐姐淘汰的、加油站供销社饲料厂赠送的旧衣服,连食堂里五毛一份的饭菜也不是顿顿吃的起。谈起钱,人人沉默,家家窘迫。印象中他们几乎没有胖子,细细的腿上飘着空空的裤管。与我相比,他们老早就知道生活的分量,就知道贫穷的难堪。他们或隐忍或凶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对命运业力的回击。你能怎么办呢?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就只有十块。你能怎么办呢?看着两个姐姐都去了一个叫做“南方”的地方,再憨傻的人也尝的出侥幸的味道。

所谓贫穷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家族人丁不旺,就是某些年连着倒霉:爸爸被手扶拖拉机撞伤、妈妈胃溃疡、圈里被偷走十五只羊,甚至只是因为你们家的姓不巧在这个村里是少数。这些都与你无关,但它的罪与罚你必须承担。

从那时起,我目睹很多同学在一个个节点上倒下去,然后消失在人海。

班里学习最好的是一个叫“刘虹”的女孩,初一时就知道“丈夫”的英文单词是husband。我们一群人,怎么学都考不过她。她从不犯错,从不慌张。她总穿样式非常土气的衣服,但是书桌收拾得干净整洁。有一天她突然跟同桌说,“这块橡皮送给你吧,明天我就不上学了”。我们没人再见过她,有人说她去学了幼师,也有人说她在批发市场帮家里卖铝合金材料。

昨天还是同学,然后就是永别,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

初二结束我迷恋上踢足球,偶像是阿根廷的中场巫师贝隆,跟着他学会了一种既快又准的长传,皮球内旋下坠,技术好一点儿的前铎可以直接射门。初二时我们班转来一个长发覆盖眉毛的男孩,名字叫“洪林”,说是以前进过乡里中学校队。体育课分边,他每次都跟我在一起,不防守不回追,等我那脚长传,然后射门,然后耍酷庆祝。人地生疏,他唯独跟我要好。我渐渐知道他听不下去课,但会在小本子上工工整整地抄录很多优美的字句,锁在抽屉里。洪林家境也不好,但是很爱体面,总穿洗得发白的运动服,是宿舍里唯一愿意花十多块钱买一瓶洗发水的人。有时候为了梳头,宁可早自习迟到被罚站。二年级还没上完,他就退学了,说家里想借债让他去鲁能足校试试看,万一踢出来,一辈子不用愁。

洪林最终没能跟他的偶像巴蒂斯图塔一样成为绿茵场上的浪子前锋。退学后他很快意识到足球这条路的高额成本远超家庭能够承担的极限。恰巧远方亲戚开了一间石棉瓦厂,他就跟着做了销售,走南闯北,还染黄了头发。我们中考前,他突然出现在教室,满嘴社会腔,还想给大家发烟,掏出来那一刻才觉得不妥。满屋寂静无声,大家看着他,像看一头怪物。自知无趣,不如快走。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还踢球吗?……啊,那挺好,那挺好。”

离中考不到两个月,学校门外巷口开了一间网吧,三块钱一个小时,整个学校的男生像是集体被摄去魂魄。我们那间器材仓库改成的宿舍里原本住了一百二十多个人,午夜时分跑得只剩下三个人。我躺在滚热的竹席上,真想和他们一样翻墙出去,但是不敢。后来我听说,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就那么满满当当挤下百多号人,几乎全是中学的学生。一些机器跑游戏,一些机器聊天。老板或许是为了培养市场的饥饿感,初始时期允许那些不消费的人团团围观,彻夜不眠。渐渐地,那些揣在衣兜,放在桌洞甚至藏在内裤里的纸钞,一张张飘进老板收银台的铁盒里。我有一次起夜,看见墙角有一个隔壁班的男生正在很大声地对着墙自慰。他说游戏里有一个女角色的胸部,跑起来真的会晃。

那一年中考,住校的男生当中有很多人分数极其不理想,有能力地交钱上了副榜,没能力的,抱歉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又过了很多年,当我已经成为父亲向这个世界炫耀的标本的时候,有一次喝多了,我跟他讲了这件事,“你知道吗?那一年我能考正榜生是多幸运,只要一松手,我也会掉下去”。

是的,掉下去。即使是在完全没有社会阅历的年龄,我也能准确地猜出他们此后运行的轨迹。

高中我依然得住校。有一次晚上外出赶时间,在街边拦了一辆人力三轮。到了目的地交钱时,我才借着路灯光看清车夫的面孔。他叫“子营”,初中时我们喊他“蝇子”。他刚刚拉了我,从百货大楼一路冲到了铁路桥西。

那天我把兜里的五块钱都扔给他了。他愣了十几秒才拔腿追过来,“唉,我不能收你的钱啊,你妈GB别跑啊!”

2017年春季我开了一门选修课,“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其实是借着一些影视文本去讨论四十年来的若干社会问题。每一次我都让学生看《十三棵泡桐》,每次我都让他们想想,从小到大,究竟有多少人在我们身边“掉队”,那些“掉队的人”究竟去哪儿了。每一次,都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来有不少人写作业都说,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幸运者。

没错,幸运者。有一次听梁文道讲座,他说(大意是)我们今天知道读书,能够读书,可以奢侈地谈谈文学艺术哲学,其实是一种幸运。这里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不是说吞几口酸文臭墨就定然比市井生活高贵。我想他只是单纯地感慨,能够暂时搁置生计的忧虑,得闲遁入飘渺的精神世界,仅凭这一点,足可以感恩命运还算仁慈。

如果纷扰红尘定然是大大小小的丛林,如果我们还需多多少少实践优胜劣汰的愚蠢铁律,那至少应该对掉队的事实慎之又慎,对掉队的个体心存悲悯。所谓“文明”,大概隐隐的就是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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