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闲话陆宗舆

马上到五四了,也没啥可纪念的,讲讲三贼之一的陆宗舆吧。

陆宗舆被列名三贼,最重要的原因是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的时候他是驻日公使,直接参与了谈判。“二十一条”交涉是个跨国官司,北京和东京都有份。读史者都知道北京这边陆征祥承袁世凯意旨,延宕其事,最终拖不下去,酿成“五九国耻”。而最后在东京换文的就是陆宗舆。

后人一般认为“五九国耻”的最大责任要落在袁身上,其次则是曹汝霖、陆宗舆等参与谈判之人。然而当时的人则不这么认为:愤怒情绪终究是直接针对日本的,而没有先针对中国人。在这一情况下,老袁的权威反而得到了加强;日方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位强势领导人,抱有很大的猜疑心态。浪人、黑龙会等民间组织认为袁世凯得势不利于日本渗透中国,而当时日本当局的想法则没有这么单纯。

唐启华在《洪宪帝制外交》里讲述了洪宪帝制期间袁世凯为争取列强支持帝制而腾挪跳跃,用对德外交来忽悠英国,用对英外交来忽悠法、俄,通过英、法、俄三国挟制日本承认帝制案,几乎得手——具体过程可以看原书,这里不多说。但如果置身陆宗舆的处境,会觉得他的状况十分微妙。

在帝制外交(1915年7月-1916年初)过程中,袁的如意算盘是靠英、法、俄三国来做通日本的工作,故而主要的动作都依靠三国驻华公使及中国在三国的外交人员完成;陆虽然是驻日公使,但在这一对日外交工作中反而不是发力点。但老袁又从未让陆宗舆觉得自己“靠边站”了,一直指示曹汝霖(帝制派)给陆宗舆发命令,让陆宗舆在东京设法以不承诺任何条件的情况下说服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

设身处地,会觉得陆这个角色完全进退失据——他只知道上司身为帝制派一直要他干一件于情于理都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也一直在干,但看起来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日本的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也不傻)。他尝试过确认这个事情到底是曹汝霖为了帝制而自作主张、还是上面真的要如此行事,结果内阁总理陆征祥好像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曹汝霖还为此而敲打陆不许有别的想法。当然,陆从未对袁称帝一事的正义性抱有怀疑(尽管今人往往认为当时的人理应抱有这种怀疑),但即便他怀疑了,又能怎么做才算忠于国家?听曹汝霖的去作无意义的谈判,设法找出一条办法来获知“袁的真实意思”,还是别的什么?就算作出了某种关于“正确”的抉择,又如何证明呢?

我无意为陆宗舆开脱。毕竟“二十一条”交涉以及后来逐步凸显的山东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陆是重要当事人之一,毫无疑问是有责任的。帝制外交之中,陆一直蒙在鼓里,空口白牙和消息灵通的石井谈判,令石井感到自己一直在被中国人欺骗。1916年日本国内诸般在野势力煽动政潮,石井的外交工作饱受攻击,最终内阁被迫决定杯葛洪宪帝制(这导致四国银行团停止支付关税余款,是袁世凯倒台的根本原因)。陆宗舆外交失败,回国后一直当银行家,似乎也没见有什么反思,对时局也没有什么匡正。晚年还落水当了汉奸(没当多久就死了,连南京都没来得及去)。

问题在于这些都是后验的。我们当然可以归咎于他本质上不是好人,但如果换成一个中立的人,会怎样也很难说。只看1915年下半年的情况,到底怎么才算“为中国好”,也许就是一种当时难以抉择、事后难以复盘的情况。无论是听命于直属领导还是追寻强人统治者的“真意”,无论是把事情办好还是办糟(正如陆宗舆实际所做的那样),似乎都不能算是爱国;从结果上来说,陆的失败倒似是促进了袁的死亡,但大家也知道,“五四”的时候没人会觉得这是“爱国”,事实上也很难算进去。后验的“卖国”掩蔽了可能会有的人物评价上的顾虑。

忠诚观念,特别是以强人统治者的个人忠诚为中心形成的忠诚观念,与国族身份终究是两回事;而当强人统治者主导的国族构建,与普世主义下的国族构建相错开时,只靠对强人统治者的忠诚来界定国族身份,问题就会更大一些。陆肯定不是唯一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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